五朝十国选择继承人的标准是什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接着往下看吧~
一、五朝继承人的选择标准
以唐代为参照，我们先来看“立贵族”。在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贵族的一部分。作为贵族，会讲究血统和出身的纯洁性，近亲和嫡系不能混为一谈。五朝时期并非如此。正如欧公批评的那样，“嫡妃与嫔妃关系混乱”。五朝的情况不仅没有严格区分嫡妃和嫔妃，而且“妃子”和“妃子”本身的含义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变化。变，与在位君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也可以继承王位。
五朝君主所选择的继承人要么是养子，要么是妃子。只有一位嫡长子继位，就是后汉殷帝刘成库。如果不是长妃刘成勋在太祖去世前突然去世，五朝就没有合法的继承人。长子。
后梁朱温原本有嫡子朱友祯，但他想将皇位传给养子朱友祯。在继承时，梁太祖所防范的不是他的嫡子朱友贞，而是他父母中的长子、小妾朱友嗣。可见，朱友贞作为自己的嫡子，根本不被视为继承人，朱友贞本人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不满的行为或试图获得地位的行为。
在处理殷部等问题时，五朝政权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法律层面都不再重视妃子。唐明宗时代，解救官员和尹布子弟的官员，无论其妃子如何，都可以记录。
“嫡”和“庶”本身的含义在五朝时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历来的理解是，嫡子就是嫡子，只有嫡妻的儿子才能称为嫡子。妾一般是指妾的儿子，更严格地说，包括除长子之外的所有父母子女。
五朝时期，“嫡”的含义常常被扩展为指父母和孩子。例如明天成二年，“依律令，未受骨肉福佑的男子及亲属，特准听之”。 “传奇”和“亲戚”是同义词。第三年，何宁说：“如果你想改变官职，只需改变你的爵位即可。如果你没有嫡子，可以用你的侄子来继承你的位置。”这就是《五朝会耀》所引述的“无子”。又如，那个州“有人收郭氏为养子……郭氏有嫡子，当时郭氏诸亲皆见养子，并据说他是亲生儿子。”另外，晚年的杨武和徐温还想收养一个儿子，名叫志燮。陈彦谦和徐甄等人每次劝他改名“嫡子”时，都会把“嫡子”和假儿子与他的姓氏进行比较，表明他是亲生儿子。
“庶”、“婶”多用来指假孩子或养子。比如王处之的养子王裕就被称为“恶子”。王重荣的养子王恪与重荣的侄子王齐争夺皇位，被当时的人们嘲笑为“嫡系与后裔不分”。 “衣着礼仪，与六七代一样好。”就连当时的官方对于被断绝收养关系的养子是否可以继承孩子也都非常含糊，这“变成了怀疑的监狱”。
由此可见，五朝没有“高贵”的继承人，那么我们再看紫极。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五朝的政治继承概念并不排除兄弟继承。吴子仪虽然没有兄弟相传的皇位，但是兄弟之间的继承还是被视为正常的。朱友泗篡位后，立即将朱友贞提拔为开封尹、东都留守——这是朱温生前给自己选的太子朱友文的位置，至少表面上表现得像个“兄弟”。
后唐，李克宁与李存珠争夺皇位。李存英说，李克宁说，“兄弟终成弟弟，自古如此，视侄如叔，安然无恙”。唐明宗李嗣源继位庄宗时也说过：“兄弟死，弟弟死，正义有什么不好？”在这里，兄弟成兄弟已经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汉殷帝被杀后，李侯选择了高祖的两个弟弟为继承人。如果高祖的弟弟刘充不是一直与当时掌权的郭威不和，他很可能就是继任者。兄弟之间的教导不仅在概念上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也被视为一种可能的权力转移方式。
综合起来，上述变化表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把宗法血统原则作为立位和传位的唯一依据。相反，他们更注重成熟度和能力。成熟度和能力成为标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年龄、功绩、天赋上。柴荣早年经历颇多，才华横溢。郭威去世时，正值壮年。就算郭威此时有了自己的孩子，柴荣也应该是继承人。后晋皇帝以“立长皇帝”为名，得以巩固皇位。而且，“立长治君”也成为当时普遍的政治理念。
唐明宗曹皇后在《鲁从恪上旨》中写道：“弘济大宝危矣，须立长王，立绍王”。 ”。后汉高祖李皇后称赞其封徐州节度使“湘阴功号”说：“枢密使郭威之安舍应，议立长王。”而缺少“长王”，就会导致“天未悔祸，多有乱乱，嗣王年少而冲，众恶乱乱”。乱世政治军事竞争的现实，使能力和业绩显得尤为重要。
朱友文还为梁太祖掌管军车、税收等。 “众弟子中最有才华”的李克用之所以能够传位，主要是因为他的“野心”和“地方副都督”李继济。但太子爵位很难有，于是郭崇涛请求庄宗任命他为伐蜀总帅，希望李继己用自己的军功换取太子身份。周世宗封儿子为王时，仍然考虑“信”和“功”。
二、养子继位与养子文化的衰落
在儿子的继承上，五朝社会嫡妃观念的变化，使得这个时代所有的皇位继承似乎都是在“家族”内部完成的。但异姓养子的继承，自汉代以来一直是继承问题。谢法血缘关系最大的突破。后人感叹五朝养子继承皇位是古代最大的变革。
这就是欧阳来所说的：“战斗从血肉开始，外星人成为父子。”本应亲密的关系，却不如本应疏远的关系。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五朝可以“使邵大同”成为以义养育的关系。最终的结果。五朝中，梁、晋、周三朝的开国者都愿意将皇位传给养子。除史崇贵是侄子外，朱友文、康钦、柴荣等人从小都成为了养子。他们的养父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甚至与养父的其他父母子女并列，最终拥有了继承大业的权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五朝以后的三个王朝开国君主的养子数量在后梁和后唐时期急剧下降。朱温和李克用都有大量的假儿子，李存朱也有很多假儿子。李嗣源以下的五朝君主几乎没有假儿子。从记载来看，可以概括为养育文化的弱化。从时代大势客观看，从李克用到李嗣源，养子文化减弱，这自然有“岱北集团”逐渐中国化的因素。这一结论对于五朝以后的三个朝代仍然适用，并且考虑到这三个朝代都有特定的政治因素，这可能是导致养子习俗弱化的更核心的因素，即人的主观因素。
从三朝开国君主的经历来看，他们本来就是第一朝皇帝的属下。从夺取政权到接管国家并称帝，并没有多久的时间。不像后梁、后唐的君主从一开始就独揽大权，有一个人，所以不像朱温、李克用、李存勰等人长期掌权，基本上都是经过极其唐末众多强大诸侯中，艰苦奋斗，寸土必争。就是夺取中央控制权，以法令安抚地方势力。既没有必要招收大量的假货，从时间上来说也不可能。
不过，这里的时间因素并不是“由于主人在位时间短，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将收养的儿童或少年培养成成年人所需的时间段”。问题在于，作为主体，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自己的个体。为了引起君主的怀疑，在位君主本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属下养出更多的假儿子。这就是一个强大君主的总体理念。五朝还对藩镇的人才推荐和官员任用设置了更多的限制。
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李克用不允许父母和养子再抚养养子。庄宗时期，王全彬的父亲“为奇兰使，私武士，庄宗疑有异志”。同光三年（925年）初，李嗣源请求养子从恪出任北京衙门都尉。庄宗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干涉政治。此前，李嗣源养了一个假儿子袁行钦，但还是要“报官”，即公开记录。而武帝李克用、庄宗李存朱的假儿子，在明宗即位后，都恢复了原姓，以示与皇帝的联系。前任皇帝脱离名义上的父子关系，就是宣告自己不再为已故的养父及其家人做事，以免现任皇帝的怀疑。
收养孩子的风俗已经淡去，原来的汉族民间慈善团体依然存在，但其性质和在政治中的作用远不如收养假孩子。后周，郭威与李琼等人结下兄弟情谊。他们的名字没有改变，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从属的。这只是“一种更宽松的联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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